2024年7月26日，兰迪律师事务所于兰迪国际大厦成功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轻罪时代：如何激活刑法的但书条款”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邀请了多位法律专业人士进行分享，共同探讨了对刑法但书条款在“轻罪时代”下的法律实践和实务展望。

蒲桂平律师

讲座由兰迪高级合伙人蒲桂平律师主持，他对分享嘉宾和现场听众表示了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本次讲座的背景和目的。蒲桂平律师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不断完善，刑法中的但书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是实务中实际适用该条款的案件数量却越来越低。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但书条款，对于提高律师辩护效果和保障法律的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

兰迪高级合伙人叶湘律师，从万法官“醉驾无罪”判决引出但书条款的实务运用，分享了其作为辩护人的“一正两反”三个刑事案例，对比了“相对不起诉”与“绝对不起诉”在实务运用中的差别，指出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需要“被唤醒”。

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魏艳昭律师，围绕“轻罪时代”“但书条款”“激活”三个关键词，结合1999年、2011年及2023年的犯罪数据，以危险驾驶罪、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犯罪数量为例，分享了他在司法实践中对运用但书条款出罪的理解，分析了该条款在实务运用中的难点。

兰迪高级合伙人周文佳律师，分享了作为辩护律师如何与检察官沟通，进而激活“但书条款”。周律师指出，同类案件不同的检察官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判断也不同，以其代理的证券案件为例，分享了在实务中应当如何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

兰迪合伙人蒋卫峰律师，结合了最高法院的典型案例，指出但书条款中的“情节显著轻微”和“危害不大”这两个条件虽然在实践中有所侧重，但必须同时满足。通过比对刑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蒋律师提出，对于如何出罪应作形式解释，对于如何运用但书条款应当坚持实质解释，应结合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两种方法，有助于正确理解并适用刑法第十三条。

兰迪高级合伙人丁彦伶律师，统计了适用刑法第十三条无罪的案例数据，解读了“轻罪时代”下实务中的轻罪罪名，分析了但书条款在实务中实际运用的困境，并结合其代理的虚开类案件以及帮信类案件，分享了她对“轻罪时代”下代理案件适用但书条款的理解。

兰迪合伙人冀军辉律师，从一线刑辩律师的角度出发，分享了其代理的“快递小哥逆行涉嫌妨害公务”一案，提出激活“但书条款”有助于帮助涉罪当事人争取到无罪结果，但在实践中正确适用该条款仍然困难重重。此外，冀律师从律师、有关部门以及立法角度，为正确适用但书条款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兰迪高级合伙人田磊律师，介绍了“轻罪时代”的背景和现状，认为“激活”但书条款可以清楚地界定罪与非罪的范围，是刑事辩护律师的一把利剑。田律师指出，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情节“轻微”和“显著轻微”的判断标准可能有所变化，应当出台相关的规定和解释，完善适用但书条款的程序和条件，鼓励相关部门勇敢“激活”并适用该条款。

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汪明亮教授，分享了一宗“涉嫌毒品”犯罪最终成功适用刑法第十三条的敏感案件，结合其发表的学术文章，介绍了检察院最新的轻罪治理下适用但书条款的检察思路。汪教授从我国刑法十三条设立的背景出发，分析了适用刑法第十三条出罪的实际情况，探讨了该条款“沉睡”的原因。汪教授还介绍了刑法第十三条出罪的两种学术理论观点，同时指出，在强调“轻罪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之下，“激活”但书条款的时代已经来临。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孙万怀教授，从近十年来增加的大量的轻罪罪名切入，分析了“轻罪治理现代化”背景，通过“危险驾驶罪但书条款”引出刑法第十三条的实际适用，提出“所有的罪名都有但书的可能性”。孙教授深入剖析了“法益”的概念，并结合“十六字方针”和罪刑法定原则，针对但书条款在实务中的理解误区进行了解释。此外，孙教授还强调了应重视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法律人道主义，它们与罪刑法定原则一同诠释了刑法第十三条的意义。

讲座的最后，由兰迪高级合伙人王俊律师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王律师对所有分享嘉宾及与会人员表达了感谢，期望将学界理论与律师实务更多结合，并对以后开展更多专业法律活动作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