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律师，我老公出轨了，我要告小三破坏夫妻感情”……
“律师，我在网上刷到视频，妇联管抓小三，你帮我打官司告小三，顺便找妇联把她抓起来”……
“律师，我要告小三不道德，勾引我老公，破坏我的家庭”……
面对这些问题，你看到或许会发笑，或许也在寻求答案。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编造，家事律师在日常执业中确实经常接到此类咨询。
此类咨询背后，往往承载着当事人最朴素也最急切的诉求——她们所需要的并非法律条文本身，而是一个能够替自己“出气”的出口。然而，法律并不直接惩罚“道德败坏”，也不存在“告小三”这一案由。当事人真正能够落地实现的诉求，实质上是“钱”，即追回夫妻共同财产中被丈夫擅自赠与“第三者”的部分。本文拟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分析：婚外赠与返还之诉在实务中究竟应当如何提起与推进。
二、法律依据：要打这场仗，先得找到“武器”
实务中，婚外赠与返还之诉的请求权基础，主要落在《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及第一千零九十二条的交叉适用上，同时，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七条，也对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的行为作出了专门规定，明确了此类行为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小三”（受赠人）应当返还财产的法律后果。
具体而言，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对方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该赠与行为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另一方有权请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支持这一主张，但具体裁判尺度因地区而异，需结合个案证据情况综合判断。此外，部分法院还会参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关于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规定，作为裁判说理的辅助依据，进一步强化赠与行为无效的法理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范围、对“赠与无效”的举证责任分配存在差异，这直接影响到案件的走向与结果。因此，在启动诉讼前，厘清请求权基础的内在逻辑与地域裁判倾向，是制定诉讼策略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关键前提。
三、实务拆解：请求权基础明确后的诉讼路径
（一）无偿性的认定
赠与行为成立的核心要件为无偿性，即受赠人不因接受赠与承担对应义务；若存在对待给付义务，该财产给付可能构成劳务合同或其他类型法律关系。在涉及婚外不正当关系的赠与合同纠纷中，受赠人常以双方存在合作、投资关系等为由提出抗辩。
针对该情形，应根据个案情况具体分析，审查确认是否存在真实交易或服务基础。若受赠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财产转让人之间确实存在雇佣、买卖等其他法律关系，则不应将案涉财产转让行为认定为赠与；反之，若受赠人仅以口头方式主张双方存在合作、投资关系，却无法提供对应证据证明单笔交易或服务的真实存在，则应当认定案涉赠与关系成立。
在笔者代理的原配于某诉张某、李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中，张某在一审及二审程序中均主张，其与李某为合伙关系，李某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其以劳务方式出资，共同经营美甲店。但经法院审查，张某为开设美甲店筹设公司，该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张某本人，该美甲店从场地租赁、装修施工，到日常经营管理、员工工资发放等均由张某个人负责，李某从未参与实际经营，亦未提供任何劳务出资的凭证。法院最终认定，张某主张的合伙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案涉款项系张某基于婚外不正当关系从李某处获得的无偿赠与，遂判决张某返还全部受赠财产。该案充分说明，法院在审查“无偿性”时，并非仅凭当事人单方陈述，而是综合考察资金流向、经营参与度、工商登记信息及举证能力等客观要素。
（二）关于公序良俗的审查
在认定赠与行为无效的过程中，法院通常还会审查赠与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这一审查并非抽象的价值判断，而是结合赠与时间、双方关系、交往背景、赠与目的等具体事实进行综合判断。若赠与行为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赠与对象系配偶之外的第三人，且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存在婚外不正当关系，则法院通常倾向于认定该赠与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从而否定其法律效力。实践中，法院在审查公序良俗时，会重点考察赠与行为与婚外不正当关系之间的关联程度。
上诉人张某诉被上诉人季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中，张某申请再审称，张某与潘某是主播与粉丝的关系，张某通过直播表演才艺，潘某的转账系对表演的打赏，而非赠与行为，两人之间存在网络服务合同。法院经审查认为，潘某频繁对张某打赏、刷礼物，且张某也会向潘某进行“520”等特殊金额转账，两人在平台上的交流内容暧昧，频次和交流时间远超普通主播与用户之间的交往界限，双方还有线下见面的行为，应综合认定双方存在婚外不正当关系。潘某将较大数额夫妻共同财产转账给张某，已经超出了张某在网络服务合同中所付对价，构成对婚外第三者的赠与，该行为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张某应当根据其与平台的实际结算金额返还赠与财产。
（三）为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的目的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所规制的，是出于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行为，而非所有类型的赠与行为。基于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目的实施的夫妻共同财产赠与行为，违反了法定的夫妻忠实义务，破坏了婚姻家庭的和睦稳定，有悖于公序良俗与社会道德秩序，应当认定为无效。因此，必须对赠与目的予以审查确认。
对该赠与目的的认定，通常结合赠与发生时间、赠与金额、双方聊天记录等因素综合判断。首先，若双方仅偶有暧昧言论，但无大额转账往来，也未出现“520”“1314”等明显带有爱意表达特征的转账金额，不应认定存在婚外不正当关系；其次，若夫妻一方向他人转账时使用“520”“1314”等具备明显情感象征意义的金额，或在情人节、“520网络情人节”等特殊时间节点进行大额转账，且款项数额超出正常人情往来范围，均可从时间或金额维度，认定案涉赠与是出于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的目的；最后，如果夫妻一方与他人长期同居或育有非婚生子女，且该方向他人转账大额款项，或是赠与房屋、车辆等大额财物，可直接认定其赠与行为出于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的目的。
实践中，夫妻一方向婚外第三者近亲属转账以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的情形常有发生，对于此类情形，不应仅以近亲属系独立于婚外第三者的民事主体为由，排除其财产返还责任。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并未将赠与行为的对象限制为婚外第三者；其次，该行为的本质目的是间接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仅受领主体延伸至婚外第三者的近亲属；最后，该行为侵害了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置权，破坏了婚姻家庭的和睦，违背了公序良俗，仍然属于该司法解释第七条的规制范围，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在李某诉王某、赵某赠与合同纠纷再审案中，刘某不仅向赵某（第三者本人）转账61万余元，还向赵某之女王某转账34万余元。在一审和二审阶段，法院均未支持李某要求王某返还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作为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刘某转账付款，与刘某转账给赵某的款项性质不一致，属不同法律关系；二审法院亦以李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某对王某的转款实质是赠与赵某为由，维持原判。
但再审法院采取实质审查路径，突破了以“独立民事主体”进行形式判断的局限，其逐笔审查案涉80笔转账后认为，刘某向赵某之女王某转账的34万余元是否应予返还，应当根据转账的性质以及转账与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的关联程度等因素综合判定。
第一，认定为不构成赠与、不予返还的部分包括13万余元货代费（正常商业往来）、约5万元合理劳务对价、1.4万余元代订票务费、约6000元代购生活用品费、1000元生日礼金（一般人情往来）等。上述款项均具备真实的交易基础或合理人情对价，与刘某和赵某之间的婚外不正当关系不存在实质关联。
第二，认定为无效赠与、应予返还的部分包括与王某制单业务无法匹配的约8万元转账（该部分转账虽以“劳务费”为名，但缺乏真实业务对应），以及共同旅行开支中超出刘某自身消费份额的部分。上述款项虽以“劳务费”“旅行开支”等名义支付给王某，但实质上依附于刘某与赵某之间的婚外不正当关系——王某为赵某之女，刘某在与赵某同居期间与王某共同生活、发生频繁经济往来，其通过向王某付款的方式，间接维系与赵某的婚外不正当关系。
再审最终判令王某向李某返还9万余元。该裁判结果的意义在于：针对向第三者近亲属的转账，不能仅因收款主体为独立民事主体便一概排除返还责任；同时，鉴于第三者近亲属并非婚外不正当关系的主体，对其收取转账的性质认定更为复杂，不能简单将不正当关系存续期间，向第三者近亲属发生的所有转账均认定为赠与并要求全额返还。认定的核心标准在于，案涉转账是否具有真实对价、是否实质上依附于婚外不正当关系。
（四）共同消费型赠与
司法实践中常存在夫妻一方与第三者共同旅游、餐饮、购物的共同消费情形，该类情形下夫妻一方本身已参与消费，故案涉款项是否需要第三者返还，须作细化分析。
例如在李某诉王某、赵某赠与合同纠纷再审案中，刘某向王某、赵某转账中，有约6万余元款项用于共同旅行开支，针对该笔款项的处理，再审法院采用分割法进行审查：
第一步：合理划分共同消费份额。法院首先将12万余元的共同旅行开支在刘某、赵某、王某之间进行分割，划分出刘某自身的合理消费份额为4万元。
第二步：比对实际支出与自身消费份额。刘某实际支付了6万余元的旅行费用，但其自身合理消费份额仅为4万元，经比对可知，刘某的支出已超出其自身应承担的份额，超出部分实际覆盖了赵某和王某的消费份额。该部分超出款项，实质上是刘某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赵某、王某，二人因刘某的付款行为享受了免费旅行消费，未支付任何对价，因此该部分赠与因违背公序良俗无效，应当予以返还。
该案所采用的分割法处理方式，体现了共同消费型赠与的裁判逻辑：夫妻一方为第三者支付共同消费费用时，覆盖对方消费份额的部分构成赠与；若该赠与系为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则该部分赠与无效，应当予以返还。与此同时，夫妻一方自身消费对应的部分，不构成对第三者的赠与，无需返还。
四、结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已明确婚外赠与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的法律后果：该类行为因违背公序良俗无效，受赠人应当返还财产。此类行为不仅违反了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更损害了婚姻的经济基础，冲击了社会基本伦理底线。
司法实践中，法院会从“无偿性”这一客观要件，以及“维系不正当关系”这一主观要件入手，精准甄别每一笔转账的真实性质——无论是标注“520”“1314”的特殊金额转账，还是向第三者近亲属划转的“借名转账”，抑或是共同消费支出中覆盖对方份额的部分，均会受到法律的穿透性审查。
对无过错一方而言，这意味着其无需提起离婚诉讼，即可直接起诉第三者要求全额返还款项。对过错方而言，法院可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认定过错方存在“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在离婚诉讼的财产分割环节对其少分或者不分财产。对第三者而言，无论过错方此前作出何种承诺，法律均不会保护建立在侵害他人婚姻家庭权益基础上的受赠利益，所获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相应的道德过错亦应由其自行承担。
归根结底，婚姻非儿戏，任何一方都无权对夫妻共同财产随意挥霍处置。恪守婚姻与法律的底线，既是对自身行为的负责，也是对家庭与子女的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