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东方卫视及20余家媒体公开了一则公安现场抓捕“空姐”的视频。据报道，冒充空姐的女子Q某专门结识年轻男性，骗取钱财，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予以刑事拘留。

2019年4月，Q某与S某认识，双方频繁约会，出入高档酒店等。双方聊天时，也以“老公”“老婆”相称。截至2020年3月，S某为Q某购买名牌包包、衣物、首饰等价值500余万元，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向Q某转账700余万元。

后来，S某家人发觉Q某的身份不是“空姐”，以Q某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Q某立案并刑事拘留。

我给公安机关的辩护意见是：S某频繁送花，多次出入高档酒店等行为，可以说明：S某给付Q某钱财的目的，不是为“空姐”的名头，不排除是对Q某的爱慕或对亲密关系的追求。S某给付巨额钱财，与虚构的“空姐”名头没有直接关系，而与一年来，客观的亲密关系有直接因果关系。因亲密关系而向对方给付巨额钱财，不构成诈骗罪。

公安机关对我的辩护意见，没有回应。

这个案件如果被定性为诈骗罪，1000余万金额，按刑法规定，Q某将判处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案件的主要涉罪行为发生在Q某和S某之间，因此有没有虚构事实的骗人、虚构了哪些事实、S某为什么支付巨额金钱等问题只有双方能证明。

那么要不要向S某调查取证？

辩护团队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辩护人的作用是提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意见，没必要提供新证据。更重要的是，在侦查阶段，律师如果调取了对案件定性有影响的证据，那么侦查机关对律师一定有反制措施，法律风险极大。

第二种意见：案情如果继续按照媒体报道的走向发展，接下来的辩护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因此取得有利证据很重要，辩护工作可以激进一点。

其实，对于刑事辩护律师来说，侦查阶段要对被害人或控方证人进行取证，是要特别慎重的。

既要查明事实，又要控制刑事风险，辩护活动需要一个合法的切入点。

这时，S某的家里人发消息给我们：要求Q某退还钱财。

我们分析，即便是Q某退钱以此换取S某的谅解书，可能对案件的现状帮助也不大。

但是在征求了Q某的意见后，我们还是回复对方：同意退赔。但前提是必须要尊重事实。

接下来双方开始谈判，S某也聘请了律师，谈判的内容包括：退还多少钱？什么时间节点退？Q某有没有向S要过钱？有没有其他虚假事由骗钱的行为？S某为什么支付巨额财物？谅解书涵盖哪些内容？...

经过十几轮谈判，双方达成了协议。S某出具了书面谅解书，对案件事实做了客观表述。

在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兼顾了澄清事实和取得证据。

我向办案机关提交了第二份辩护意见，并附了S某出具的谅解书。

在办案期限届满的最后两天，公安机关做出撤销Q某案件的决定书。

Q某无罪。

虽然，东方卫视等多家媒体报道的对Q某的抓捕、审讯视频在互联网上依然还在，但实际上，公安机关早就撤案了。

1、Q某虚构“空姐”身份，取得对方财物，是否构成诈骗罪？

表面看，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构成要件：非法占有目的 + 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 骗取对方信任 + 主动交付财物，具备四个条件即构罪；实质上，判断是否构诈骗罪，需要仔细评判各个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

Q某有虚构“空姐”身份、“大学学历”信息的行为，但S某是不是因为这两个信息，产生给付巨额钱财的意识，从而交付财物？

虚假信息可以使被害人产生一定的认识错误，但交付财物的行为与该认识错误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是考量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2、这类案件辩护人要不要进行调查取证？

刑事案件中，一对一的证据情况下，律师取证风险很大。律师因此获罪的情况也不少，例如：北京某律师在强奸案件向被害人取证，被判刑；乌鲁木齐某律师在受贿案件中向证人取证，被判刑等等。

但是，如果办案机关确实没有查清事实，或特殊原因不愿查清事实，我认为，辩护人为真相而调查取证是可以的。不过，取证程序要严谨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