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规定，证据不足，不能对被告人定罪。现实中，有些案件是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也被定罪的。所以，因证据不足不定罪的案例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命案。

那年，接到杭州警方的通知，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张某在杭州落网。

据了解，张某用刀刺入被害人腹部后逃离现场，当地警方穷尽各种手段抓捕无果，故向全国发出了抓捕张某的通缉令。

20年后，张某被杭州警方抓获，该案重新启动。

20年前的一天傍晚，夜幕已经降临，张某和姐姐在自家住的平房里，像平常一样，干点自己的事打发时光。在昏暗的灯光下，张某总感觉到哪里有点不太对。他默默地走到外间，然后出门。天空没有月亮，屋外漆黑漆黑的。张某穿过房前用树枝、铃铛刺围起的小院，往房屋后面走。

刚走到房角，便发现有一个黑影，趴在他家的窗台上，正专注地向屋内窥视。张某蹑手蹑脚地走到这个黑影跟前，大喝一声，“嗨”。那个人吓了一个激灵，差点摔地上。

然后，张某转身就往家里跑。在他跑进自家院子的时候，被后边追上的黑影一把给抓住了。

张某当时18岁，但个头偏矮，身材也比较单薄，而对方比他高大，也比他强壮，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

张某说，那个人打我的时候，一把刀从他身上掉落到地上，我在惊慌失措中，抓起刀子向对方捅了过去。

然后，那个人就停手了，转身跑出了院子。

那个人没跑多远就倒在地上了，我特别害怕，觉得可能出大事了。

张某趁着夜色急忙离开了家乡。

张某一走就是20年，他隐姓换名，在杭州帮人开出租车为生，不巧在一次联合检查中，被杭州警方发现。

张某被押回当地，关进看守所。

初步感觉，这个案件，事实清楚，张某也承认刺被害人一刀，对方死亡也是客观事实。大概率张某是构成犯罪的。

但是，案件毕竟发生在20年前，它与及时侦破的案件一定会有一些区别。

通过会见张某并与办案机关沟通，我感觉，这个案件的证据非常少，可能只有张某的供述。所以，辩护工作的重点是：质疑张某犯罪的证据。

鉴于20年前的房屋、院子早就不存在了，刀也没有踪影了，时间太久及种种原因，其他证据也无法到位。

但毕竟是命案，公安机关依然向检察院报捕。

我的辩护意见是：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不能定罪和处罚。虽然张某陈述用刀捅了被害人，但缺少其他证据印证张某的供述，故，认定张某犯罪，证据不足。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认定张某犯罪，证据不足，不予批捕。

在公安机关确实无法找到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虽然多次协调，但是检察机关仍然认为不够逮捕条件。

公安机关把案件的情况汇报到政法委，经过几轮协调，最后还是认为，确实无法达到逮捕的条件，因此，公安机关决定对张某变更了强制措施，改为取保候审。

被害人家属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他们向公安机关及信访部门反映情况，公安机关多次做家属的工作，但是没有效果。

后来，被害人的弟弟从部队转业，被借调到了省监委工作。他把案件情况反映给领导，监委开始对案件进行关注。

这个案件经过一个停滞期，又提上了一个新高度。

办案机关将案件情况进行上报，并且再次组织辩护人、张某和被害人亲属对赔偿问题进行协调。因为张某家庭经济不宽裕，而被害人要求的赔偿金额较高，作为张某的辩护人，虽积极协调，但双方意见难以一致。

经过努力，张某及其亲属赔偿了被害人的部分损失，其余部分，相关部门从其他途径予以帮助。被害人接受了赔偿，向办案机关出具了不再追责的承诺书，本案终结。

关于证据不足，要不要判罪？

按法律规定，证据不足是不能判罪的。但是在实践中，只要是命案，只要抓到了真凶，千方百计，一定判罪。不判罪的情况极其少见。

而且一旦判罪，除非是“亡者归来”或者“真凶再现”，否则，很少翻案。

前几天，检察日报发布《2023年1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法院采纳检察院量刑建议数达到99%，这个数字意味着，检察机关提出定罪量刑，法院仅有1%的可能不接纳。对于这样的命案，一旦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一般会照单全收，不但判处有罪，而且是重刑。

有人说，“以审判为中心”已经渐走渐远，判决书变成检察机关背书的工具了。

但是，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当前，审判阶段的辩护空间越来越小，辩护难度越来越大。所以，不论是无罪辩护还是量刑辩护，多注重在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的发力。

对无罪案件，争取尽早停止在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