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跟反贪局的朋友聊天，他说，如果某一个单位盖了一栋楼，那么，相关领导受贿的金额，按照这个工程利润的10%来确定，基本上大差不差。
从他的自信中，可以看出，有时候侦查人员会预估一个行贿受贿金额，再进行调查突破。当事人承认到预设的金额时，他才认为你如实交代了，否则他就认为你态度有问题。
D某受贿一案，在调查过程中，D某起初说，没有收过别人的钱。办案人员告诉他，只要积极配合、态度端正，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后来，经过说服和引导，D某承认受贿，承认的数额也从几十万到几百万，最后承认受贿3000万。
因为行贿人的3000万没有确定的来源，所以，我做无罪辩护。
两级法院的承办法官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上，都曾长时间犹豫徘徊。
但最终，D某不但被认定有罪，而且重判。
他成了我心中一直抹不掉的一个遗憾。
01
基本案情
D某是某地级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因为新城区的改扩建，几年来大兴基建项目，涉及众多楼宇、市场。
因为其他的因素，D某被纪检委调查，全市建筑公司被传唤配合调查，该案也成为上级督办案件。
办案人员曾向D某认真承诺，只要配合态度好，刑期都不是问题，可以和检察院、法院协调。
D某深知办案机关的能量。
于是，根据办案人的暗示，D某对时间、地点、现金的包装等，逐一配合供述。从几十万承认到几百万，从几百万承认到3000万，终于达到了承办人的要求。相关建筑公司的行贿人员也陆续作出与D某吻合的陈述，然后被解除调查。
有了这些供述后，D某被办案机关树立为积极配合调查的先进典型，并拍摄成录像，制作成警示教育片。
在侦查即将结束时，办案机关又要求D某退赃，即退回3000万。D某发愁了，因为夫妻两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办案机关将D某家翻了几遍，也没有搜查到值钱物品，而且银行卡上也没有多少存款。同时，还发现：D某的第二套房子每月还在还银行贷款。
因为D某不退赃，所以，D某又被认定为悔过态度不好。
案件很快起诉到当地中级法院。
作为D某的辩护人，在与D某沟通辩护方案的过程中，D某说，他确实没有收过这么多钱，但是既然已经被树立为积极配合调查的先进典型，并且他已经向组织承诺不反悔，因此，对已经承认的3000万数额，不能改口。
我查了行贿单位的情况，行贿的单位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有正规的财务部门，因此，如果从单位拿出几百万，那么财务账面上一定会有反映。或者说如果财务账面上没有相应记录，就说明没有人取钱，那当然也就没有人能送钱。
另外，如果单位要用现金，一般是从银行取，那银行一定有行贿单位的取款记录。如果没有取款记录，那么说明单位没有取过钱。既然单位没有准备现金，这时候，想送钱，也送不了。
我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行贿人单位行贿当日的账目，以及银行的取款凭证。当时，纪检委的相关人员也在法庭旁听。法院没有表态，这些证据也一直没有出现。
辩护方案讨论
我的辩护意见是：行贿单位就没有钱，当然无法给D某送钱。所以，指控D某受贿3000万，证据不足。
庭审结束后，法院迟迟没有下判。后来才知道，案件被内报到省高院。经过省高院回复，一审判决D某构成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曾经，办案人员向他做过承诺，只要积极配合，不翻供，就会协调法院对他轻判，甚至连刑期都给他做出了承诺。
现在，无期徒刑的结果和曾经的承诺相差甚远。
得知判决结果，D某不停地摇头叹息。
案件上诉到省高院，承办法官说，案件我很熟悉，因为一审报上来，就是我负责回复的。
他认为，一审判决书定罪和量刑没有任何问题。
我向他递交了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调取行贿单位某年某月某日的财务凭证；调取某年某月某日行贿单位在开户银行的取款记录。
他问我，为什么要调这些材料？
我说，虽然行贿人员说送给D某钱，D某也说收到了钱，但是，如果行贿人当时手里没有钱，那他如何能送钱呢？
行贿人有没有钱，取决于单位有没有钱；单位有没有钱，取决于单位有没有到银行取钱。
所以，调取银行取钱记录，可以知道当时单位有没有钱。调取单位财务凭证，可以知道有没有人在单位取钱。
如果3000万没有来源，行贿人手上没有钱，那怎么能送D某钱？D某又怎么能收到钱？这才是D某无法退赃3000万的真实原因。因为无法退赃，所以一审法院认为D某态度不好，进而对他重判。
所以，本案的核心问题是：究竟有没有3000万。
二审法官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根据我的“调查取证申请书”，建议侦查机关向行贿单位核实，并调取这些凭据。
但是，这个调查石沉大海。我催问过几次，法官说，纪检那边没有回复。
后来，省高院把这个案件又上报上级法院请示。
在漫长的等待中，由于一审判决书对受贿3000万的认定不合常理，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大概率会改判或发回重审。
等了近两年的时间，二审判决书终于下来了，结果是：维持原判。
02
第一，没有钱，咋送钱
我二审辩护词的题目就是：没有钱 咋送钱----D某受贿案二审辩护意见。
没有钱，咋送钱？这是懂法和不懂法的人都明白的一个常识。
一次，我和纪委相关人参加一个会议。茶歇的时候，我给他们说到这个案子。一个领导听完之后，马上就对几个下属说，这种情况今后再不能发生。
也就是说，纪检委的同行也看出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没有钱是送不了钱的。
关于配合调查，办案人员经常对嫌疑人说，要积极配合，态度很重要，其他都不是事儿。很多案子，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认为，配合调查确实很重要，但配合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配合。如果无中生有，为了迎合一个数据或金额而去配合。这不仅是错误的，也是严重违法的。拿这个案子来讲，没有3000万，你说收到了3000万。既害了自己，也增加了司法成本。
更重要的是，不真实的陈述可能助长一个冤假错案，这个代价是很沉重的。
因此，在涉及行贿受贿的案件中，我们鼓励积极配合调查，但一定是实事求是地配合调查。不能为了迎合“态度好”而无原则拼凑一些事实，引发错案。
D某受贿案，中院一审，高院二审，判决结果一致，并且作出判决前均向上级法院请示过。更重要的是，那些核心证据，凭我们律师的力量是调不到的。所以，申诉基本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3000万真的不存在，那么D某说收到3000万，就是假的；行贿人说送了3000万，也是假的。那么，这就是个明显的错案。
当前，司法政策鼓励行贿、受贿一起打击，按照刑法规定，如果对该案行贿人追究刑事责任，量刑也会在10年以上。
如果追究行贿人刑事责任：他会不会说真话？会不会用财务凭证证明，他没有在财务取过钱？
这样的话，此案或许会有转机。
虽然造化弄人，但我们坚信事在人为，总有一天我们会敲开那扇正义之门。
